對于Biotech公司而言，每個國際多中心項目都意味著時間和成本的挑戰，當然也意味著團隊成長和產品開發的機遇；因此公司需要對自身發展目標、研究實力、臨床管線做出全盤平衡的考慮，具體分析每個產品的特性、目標受試者人群，有所為有所不為。
Q=E藥經理人融媒體，A=勁方醫藥CMO 汪裕
Q：你認為，CMO之于企業產品研發和戰略合作有哪些重要性？
A：新藥開發是長周期、多部門的會戰。臨床研究環節需要的時間和成本，對每個產品研發和企業的長期發展，影響不言而喻。CMO需要足夠的經驗、專業知識和執行力來領導臨床團隊，把握臨床開發大方向，同時也關注方案設計細節（包括適應證、臨床終點、生物標志物選擇）以及和外部專家、監管層的溝通，帶領團隊共同推進臨床管線。臨床與戰略發展部門的協作對引進、授權的合作開發也很重要。比如在勁方，基于科學的認知、打造源頭創新的自主研發與合作開發管線，是公司“全球新”立項與國際化開發的重要體現。臨床團隊重點從臨床開發角度評估外部產品競爭格局、成藥可能性、后續開發可行性，大家對于產品或技術達成共同的科學認知，正是公司選擇合作開發的基石、形成跨部門共識的起點。
Q：CMO在企業與研究者之間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A：曾聽國內一位權威的腫瘤專家講過：如果有一天國內企業的醫學官能和國內、海外研究者進行科學爭論，本土的臨床開發水平便躍上了一個臺階。因此，臨床開發團隊是企業與研究者之間的重要橋梁。隨著大量國內創新藥物進入臨床，雙方合作的節點不斷前移。我想所有臨床研究參與方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給患者帶來潛在獲益，盡量減少藥物可能給患者帶來的風險。因此藥企和研究者都會基于科學證據、GCP準則、病患的利益和風險獲益平衡，圍繞在研產品的作用機制，平衡獲益和風險使得臨床試驗設計更合理、臨床操作更有效。
Q：據你觀察，CMO需要哪些關鍵的素質？
A：我個人的理解，醫學官應當擁有臨床醫學背景，對臨床試驗相關指導原則法規熟悉，并熟悉前、后期階段的新藥開發流程，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有領導力。新時代的醫學官還需要具有跨界知識，尤其是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的經驗。
Q：在制定多中心臨床開發戰略時要遵循什么樣的原則？
A：首先，國際多中心臨床開發的前提是產品需要擁有全球權益。比如勁方自主開發、擁有全球IP的“全球新”產品，通過開展國際多中心試驗，可增加不同種族的研究樣本和數據，助推其走向國際市場。第二，對于Biotech公司而言，每個國際多中心項目都意味著時間和成本的挑戰，當然也意味著團隊成長和產品開發的機遇；因此公司需要對自身發展目標、研究實力、臨床管線做出全盤平衡的考慮，具體分析每個產品的特性、目標受試者人群，有所為有所不為。比如，針對鼻咽癌、NK/T細胞淋巴瘤等本土高發癌種患者進行臨床開發，不一定考慮海外試驗。
Q：對于勁方來說，是如何制定國際多中心臨床開發計劃的？
A：目前勁方有多個產品已進入國際臨床開發階段，我們布局全球的研發和臨床團隊具有資深的海外背景，高效、精準地推進臨床管線進度。同時，隨著公司的國際化開發逐步拓展，我們不斷與更多跨國企業開展臨床合作開發，包括近期和納斯達克上市公司BioLineRx達成協議，共同推進pre-NDA階段的產品motixafortide，這也顯示了國際合作伙伴對公司原創新藥開發和臨床研究設計的認可。
Q：多中心臨床的設計中會面臨哪些挑戰？
A：企業需要綜合考慮全球各地監管要求的共性和差異。申報的“時間差”是繞不過去的因素，但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克服挑戰，做得又快又好。所以我們需要提前規劃，充分咨詢和傾聽各地監管部門的意見和指導，同一套方案在不同地區申報IND，要考慮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申報周期和要求，進行統籌，在整個申報過程重視反饋、吸取經驗，也為后續其他地區的推進提供借鑒。臨床試驗方案還需兼顧不同地域的病患人群和社會文化特點。比如在澳大利亞開展早期健康人試驗一般進展較快，但針對某些疾病可能患者數量較少，大規模試驗不一定適合。
Q：作為臨床開發的專家，如何評價近年來業界經常探討的“真實世界”研究？
A：2016年美國FDA發布了一項《21世紀治愈法案》，提出以真實世界數據支持臨床開發甚至新藥審批。輝瑞開發的帕布昔利布（palociclib）和安斯泰來開發的他可莫司膠囊（tacrolimus）就是在上市后，利用真實世界數據獲批了新適應證。很多專家對法案進行過精彩的解讀，有一點我非常贊同，并非所有真實世界數據都能支持上市申報，能否從中挖到寶藏非常有挑戰。真實世界的數據，可以匯總、分析不良事件，探索劑量優化的空間，并為新的適應證提供支持。
Q：今年以來，藥企尤其是創新藥企在國際化進程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從臨床角度來看，你覺得有哪些挑戰對于國內藥企來說是比較“頭疼”的？又有哪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
A：國際化的挑戰不是一個新問題，每家遇到的問題不盡相同。首先，FDA等西方監管機構不鼓勵企業研發太多同質靶點藥物，臨床需求不大，所以我們需要堅持自主原創；第二，不少海外監管層對于受試者人群的代表性構成有嚴格規定，出發點是保障藥物在不同人群中的療效和安全性無差別，因此臨床設計需提前考慮人種的代表性；第三，面對疫情、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我們看到當下不少研究出現較大的數據脫落；此外，臨床設計必須要結合相關數據與主要、次要臨床終點之間的聯系，針對數據脫落做出預案。
Q：從滿足臨床需求和提升中國研發創新影響力的角度來看，Fast-follow的項目還有沒有價值？你如何看待這種項目同質化的現象？你認為中國下一步要做First-in-class藥物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A：創新藥產業的發展需要跨越長周期，所以Fast-follow在一定時期還是會長期存在。但長遠來說，如果同類產品過多就會出現賽道擁擠、臨床資源浪費，不僅在整個產業層面不符合藥物經濟學理念，也會給藥監部門的審評、判斷帶來壓力。個人感覺在非常擁擠的賽道中，Me-too、Me-better項目如果進度不能進入國內前三名，開發難度是非常有挑戰的。本土研發要進入First-in-class的收獲期，產學研的生態圈還需要更多原創力量和精神，在基礎科研和轉化醫學層面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正因此，勁方醫藥始終堅持“全球新“策略，打造從早期發現、轉化醫學到臨床開發一體化研發體系的初心，以源頭創新和國際化策略對抗內卷的風險，腳踏實地打造具有國際化、商業化價值的產品。
